嫺琴・藝誌

          1960年代之前，有兩方面的勢力造成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邊緣化：政治和宗教。在政治方面，在日本殖民時代，日本政府的「理蕃政策」是要教化原住民，改造為純正的日本人政策造成原住民居住環境、社會權力結構、宗教信仰、生命禮俗和經濟體系等的變化。而警察制度破壞了頭目和祭司的社會領導中心，並且學習日本語也使原住民族忽略母語，導致文化的混亂。至國民政府接手之後，也依循著日本的殖民政策來治理，也使得原住民族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。 在宗教方面，如童春發所說，基督宗教傳入原住民社會是歷史的重要事件，因為基督信仰已經成為原住民族的文化認同。（童春發 2001: 161）由於長老會和天主教會的宣教士瑜1945和1950年先後抵台，基督宗教就強勢影響了原住民族的生活各個層面。因其殖民文化的宣教思想具有 強烈的排他性，將原住民傳統宗教與文化等視為迷信、異端而加以邊緣化，造成原住民族群認同的危機，輕視自己的文化，矮化自己原始的宗教。         雙重的外來勢力，造成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邊緣化，但卻開啟了融合的空間。Bruno Nettl 於1986年的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: the twenty-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一書中，對於提到了非西方音樂遇到西方音樂後，產生了融合主義（syncretism）現象，因此他給予其定義為：「文化混合現象的增長出現於元素相似或相容時」（the growth of culturally mixed phenomena when the elements are similar or compatible），來描述隨著西方文化傳入非西方國家時，文化中兩個或以上「相容」或「相似」元素開始混合在一起，而產生的融合現象。使用融合主義這個詞不僅用來描述西方文化進入所產生的現象，另一方面也描述了童春發所認為外來政權入侵後帶來族群之間的「對遇」。（童春發 2001:159）國民政府統治底下，社會提供了平等的工作環境、普及化的教育機會，增加了年輕人彼此相融合的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婚姻關係，因此年輕的原住民族普遍存在著多元認同和族群意識，也呈現了部族跨文化互相影響與應用的關係。     ...

         一般說來，世界音樂具有很明顯的在地性。很多世界音樂源自於在地音樂家或民族音樂學家，在研究與採集的過程中，出現的產物。但是自從在唱片行出現了「世界音樂」的標籤，也代表了世界音樂開始運用了全球音樂工業的流通管道，成為一種可販售與流通的商品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源自於在地性的聲音景觀，世界音樂開始在實作中產生與全球化接軌的議題，是有關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音樂元素的融合，所產生的新美學辯論，包括三個思考： 1. 拼貼（pastiche）式的結合在地的聲音景觀，其實已經造成到後現代理論與全球化理論中認定的指涉性喪失（loss of referentiality），也就是在拼貼的過程中，在模擬或挪用元素中因假設出形而上訊息而使其失去指涉性，因此閱聽人以為自己所聆聽的是世界音樂，但是在拼貼的過程中「世界性」已然是作曲者所創造出來的的想像物； 2. 所謂剝削，是在實際音樂的生產過程，擅用當地音樂人力和藝術資源，但僱傭音樂家卻沒有合理的酬庸，也沒有給予認可或版稅；在製作音樂的過程中，為了迎合商業或西方可以接受的聲音等，而忽略真正音樂家認為最核心的本地性本質元素。 3. 為了商業利益，必須放棄長遠傳統文化音樂的形式，透過各種音樂元素折衷的組合，但造成全球化音樂同質化的發展，使得原有原本定義為第一世界的人們，隨著音樂融合之後而喪失了原有的認同。         雖然上述對世界音樂有多數焦點在失落或迷失等負面評價，但是仍然有樂觀的看法，其中包括： 1. 得以破除國界，對抗主流音樂工業的音樂風格；2. 世界音樂不僅挪用了音樂元素，也挪用了技術，使得他們可以獲得創作音樂的更大獨立性，音樂也有更多的實驗性，而不受第一世界的錄音室限制；3. 世界音樂的樂手也開始具有能力翻轉少數民族文化，成為全球可聆聽與看見的全球化主流，成為一種無形的資產，有經濟和政治的社會性，因此世界音樂具有其跨國與跨文化的特性與潛力。         從音樂家在地化的實作的角度而言，其創作的特性包括明顯的跨國性。這個跨國性包括挪用自己原家鄉的在地化音樂...

        混雜性 （Hybridity） ，源自於 “hybrid” 混雜，是早期形容流派或形式的混合物。早期的敘述將音樂中的雜合性的論述與原真性 （Authenticity） 、音樂純潔性（musical purity）和多元文化主義 （multiculturalism） 相提並論，但是其實就是形容那些喜歡將不同元素、不同地理位置、不同的樂種混合在一起應用的音樂型態，而此種手法最常在「世界音樂」的音樂家中使用。這些混合性音樂到了90年代末期，特別引起音樂評論家中的關注，其中這些評論家認為這些強烈性的將樂種混合在一起的表現，其實是最「原真」的音樂表達，因此這也證明了這刻度的兩端看似相反的概念，已經糾纏在一起無法分開探討。 （Kariann Goldschmitt 2013）          關於 「混雜」性的定義性討論，必會提到是由 Bronia Kornhauser 在研究甘美朗音樂的 “In Defence of Kroncong” 論文中所建構之論述。文中簡要的說明了早期民族音樂學家認為的混雜音樂，是結合了西方和非西方元素的音樂，但通常是抱著鄙視的態度。（陳俊斌 2015: 71） 早期的流行音樂學術討論的是「原真性」概念，那些代表「純粹」「傳統」和「原創」，是非「受污染的」和非「西方」的音樂似乎就與混雜性的音樂互為對比。但在一個社會中只要存在傳統或民間，平民或高級藝術等術語，並將之以特定子風格的概念進行描述，就很容易暗示出價值性的判斷或階級性的區分。因此對原真性來說，混雜性的音樂這種由兩種以上的文化或產品結合後，所混合所形成的第三種產物，對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歐美學者，一直具有貶義和負面的意思；而在種族主義的區分之下，更以「壞的混雜」和「好的混雜」來區分墮落和強化的二元論。（陳俊斌，p. 70）       因此理論家 Marwan Kraidy 建議探討如此的混雜性所看重的，應該是其具有流動性的過程，而不是靜態不動的；換句話說其正在進行協商的交流過程。如果我們進一步分析，就可以看出其流動性。（ Sarah Weiss 2014：511 ）又如同 Renato Rosaldo 所說：「混雜性是可以被理解為，所有人類文化都正...

專輯簡介   1954年天主教信仰開始傳入南投仁愛鄉的武界部落，天主教宗教音樂也開始在部落裡萌芽，除了拉丁曲調布農化的彌撒曲外，也把布農語翻譯的彌撒經文，配上布農古調，開始傳唱。後由汎聲音樂有限公司錄製出版成音樂專輯，收錄了十七首收錄在布農族禮儀聖歌本中的歌曲。Makanal意思是傳開來的，有傳承和福傳的意義，希望透過唱片的發行能讓年輕族人和小朋友學習並傳唱下去....             「世界音樂」這個術語很可能是在20世紀60年代，由聖地亞哥州立大學的民族音樂學家Robert Brown和世界藝術企業家創造的。當時他在衛斯理大學任教，主要是指非西方音樂大片; 這是一個廣泛的術語，融合了民間，流行和藝術音樂類型，以及混合西方流行音樂的流行音樂。（Sarah Weiss）在英國方面的「世界音樂」標籤則來自一個故事：1987年的一個倫敦的夜晚，共有11家國際流行音樂相關的獨立唱片公司製作人，開始在倫敦的一家酒吧舉行會議，探討如何最好地銷售有關屬於「我們種類的材料」（our kind of material），以及「如何擴大曲目的吸引力」。於是在當月的新聞稿中就出現了WORLD MUSIC的名詞，稿中說明了當時唱片公司缺乏此一標籤的分類，因此失去了淺在消費層。（Jan Fairley: 219）          這一個故事告訴了我們，「世界音樂」是明確有產生起源時間點的樂種，並且其標籤的目的是為了商業需求；音樂的內容則是包含了「關於我們」的元素，但卻與搖滾樂一般的方式販售。為了要區別與定義音樂的風格，這個標籤引發了許多定義性的探討，最後一致認同了其包含那些沒有被定義成任何類別的音樂：雷鬼、爵士、藍調，以及各種民謠。Simon Frith 在 “The Discourse of World Music”中認為這個故事已經變成了世界音樂的神話，用來說明此類型音樂在一開始的起源，就是為了要與西方主流文化產生具體的差異，這些製作人在尋找「非西方」的音樂材料，而這些材料包括平民生活中產生的音樂，有時甚至是社會的底層或貧民窟的音樂。         但不論如何，我們今日所聽到的世界音樂，很明確地與...

雖 然國內音樂產業的努力是國人有目共睹的，而近幾年高度發展歌唱競賽節目，也幫助了不少好聲音的出現，但是其音樂人的素養，卻仍待有流行產業界加倍的努力。流行音樂對歌手的唱歌技法要求，與古典美聲唱法或中國唱腔的訓練完全不同，流行歌手除了需把音唱對唱準外，還需要控制自己的聲帶與共鳴，在麥克風下展現出最佳的好聲音。流行歌手也需要了解歌詞中所傳遞的價值，而能夠細膩詮釋樂句的起伏，把歌詞細緻的情感傳遞給聽眾。因此此文是鑑於我對流行音樂淺薄的觀察著手，試論台灣流行歌手面對最大的挑戰。         第一，歌手對於歌曲的好壞評點的能力不高，或者說是決定權不高。簡單的來說，個人期待歌手應該要潔身自愛，並且學會選擇哪些歌曲該唱或不該唱。流行音樂的創作，大多使用西洋調性音樂的最簡單的和聲概念，在這些和聲基礎下，一些作曲者有時即興的彈著吉他哼哼唱唱，就可以出現一些好聽的旋律，進而從這些好聽的旋律發展成一首歌曲，每一年不知道產生多少的毛片是以這樣的方式產出的。然而由於這樣的旋律的和聲與創作功力不高，有時候旋律的創作其實聽起來都差不多，大部份也是Ａ段低沈，音程多以級進為主，Ｂ段過門有時候連旋律都聽不出來，Ｃ段為了要產生激情的效果，使音與音之間的音程級數大跳中跳小跳或解決，創造起伏又扣人心弦的懸念。         其實這些旋律應該需要配合創作優美的歌詞，因為歌詞語韻起伏與音樂旋律的配合度，才是曲子好壞的決定性因素。因此一個好的團隊甚為重要，作詞者要有相當功力的社會觀察與文采，作曲者要能做出與歌詞緊密結合的旋律結構，甚至能為歌手的聲音特質量身定做恰當的旋律與音樂。近年來有一些旋律的創作，聽起來有時候跟如念似唱，應受到了RAP的影響，也受到了音樂與詞結合的概念，但是這些唸唱似的旋律又難以被人朗朗上口，有時候能夠展現了一種文青的創作風格，但是用多了又會流於矯情，仍然無法在一片通俗又雷同的旋律中脫穎而出。一個旋律能成為一個時代傳唱與記憶，必須要能朗朗上口，優美不通俗又清新有風格，佐以歌詞承載著一份群體的意識，這豈能以一些即興的方式而已。         第二，歌手被賦予過高的期待。那種能寫歌能作詞，又能唱的歌手，被吹捧得很像才女才子的神界仙人，但又被期望能唱能跳，還...

以 下文章，是作為我開始探討基督宗教聖樂本色化的切 入文，可以說是一個背景的介紹。 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         滿清政府治理台灣期間，台灣教會在台灣平埔族的傳教工作，其實已經有初步進展。1945年以前，道明會在台灣的萬金天主堂，可以說是傳教最成功的範例，當時萬金天主團已經在台灣訓練一批優秀又熱心的本地傳道員，並協助道明會神父在嘉南平原閩南地區開教，建立地方團體。在十九世紀末，以這類型的福傳成效的例子也出現在彰化埔心鄉的羅厝村，以及嘉義縣大林鎮的沙崙古老堂區。但總而言之，當時的原住民福傳佈教的族群以平埔族居多，大致有 屏東內埔鄉的 老埤 村 西拉雅族、馬卡道族（註1）或沙崙里霧部落洪雅族。當然也有其他的平埔族要求道明會傳教士到他們的部落開教，但是都因缺乏人手與經濟來源，而沒有答應其要求。         自1895年至1937年，滿清政府將日本與澎湖諸島割讓台灣，開始了日本統治的時代。使得當時基督宗教從在日據時代的宣教工作一度受阻。日本政府對基督宗教的傳佈，採不鼓勵也不排斥的態度，但是由於當時漢化的平埔族，也沒有繼續為日本政府帶來安定，為此日本政府歧視基督宗教，甚至禁止傳教士接觸尚未漢化、山區或東部濱海的原住民。此現象至 1945年台灣光復之初，也結束了五十年的日據時代，才開始改變。         簡言之，滿清政府時期，基督宗教的傳入台灣平埔族，其實仍占有一定的影響力，而在日據時期開始醞釀發酵，在光復之後收成了果子。以天主教為例，天主教在1895年的受洗信徒數只有1090位，其中有一半是萬金的教友，但是到1945年台灣光復後，天主教會一共有9737位受洗，大約有六分之一是萬金與五塊厝的信徒。（註2） 在基督教的研究中，對於關於戰後集體的改信現象有不少的探討。根據社會學者的研究， 1918 年～ 1950 年，基督宗教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的成長率有百分之 61 ，每年平均為百分之 2 的成長。但是光復初期全省大約有 400 個教會（包括天主堂）成立，到 1981 年的總成長率為百分之 575 ，平均每一...

通 常我們在分析音樂中，使用的音樂美學理論，都是指古典音樂（或稱精緻藝術）的音樂美學。          為了能客觀探討美學的層面，也有人認為美學兩字也可以當成是“醜學”，這樣才能反映美學的目的─探 討人看待音樂的角度。中古時代音樂在教會裡生存發展，他的目的服務教會，讓儀式進行順利，並用物理的方式提供教堂的會眾們心理上的感動。不管是中文或是外 文的感動，都提供一種物理運作的動感，例如：touched（觸碰）, moved（移動）, geruehrt（德文，同touched），這和另一個字shock（震動）都具有一種外力驅使的原意。我們大致可以推論出來，教會中的會眾在被感動之 餘其實可能已經被某種音樂行使的技巧給震撼了，只是他們可能以為是神帶來的訊息。～摘自 音樂美學         這一個段落，也是我在看完這篇文章感觸最深的一段。         從中古時代以來，音樂就在教會裡面扮演服務的角色，我也認為上帝創造音樂，也是期盼人能用音樂的美好來讚美上帝。於是這樣音樂的定位就很清楚，音樂在教會裡面扮演客體，而上帝才是主體。就如同中世紀的各樣藝術的角色，音樂只是用來榮耀讚美上帝的一個工具，上帝具有絕對的主體性。上述理論成立的話，音樂美不美的決定權在於上帝。         只是今日教會中充滿著音樂敬拜讚美的風潮，所謂古典音樂的美學不敷今日教會使用，當音樂成為絕對的服務功能使用時，是否會眾成了主體？音樂產生的感動力以及張力，是否容易成為會眾「感覺」上帝臨到之依據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