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代之前，有兩方面的勢力造成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邊緣化：政治和宗教。在政治方面，在日本殖民時代，日本政府的「理蕃政策」是要教化原住民，改造為純正的日本人政策造成原住民居住環境、社會權力結構、宗教信仰、生命禮俗和經濟體系等的變化。而警察制度破壞了頭目和祭司的社會領導中心，並且學習日本語也使原住民族忽略母語，導致文化的混亂。至國民政府接手之後，也依循著日本的殖民政策來治理，也使得原住民族產生自我認同的危機。在宗教方面，如童春發所說，基督宗教傳入原住民社會是歷史的重要事件，因為基督信仰已經成為原住民族的文化認同。（童春發 2001: 161）由於長老會和天主教會的宣教士瑜1945和1950年先後抵台，基督宗教就強勢影響了原住民族的生活各個層面。因其殖民文化的宣教思想具有強烈的排他性，將原住民傳統宗教與文化等視為迷信、異端而加以邊緣化，造成原住民族群認同的危機，輕視自己的文化，矮化自己原始的宗教。
雙重的外來勢力，造成原住民傳統文化的邊緣化，但卻開啟了融合的空間。Bruno Nettl 於1986年的The study of Ethnomusicology: the twenty-nine issues and Concepts 一書中，對於提到了非西方音樂遇到西方音樂後，產生了融合主義（syncretism）現象，因此他給予其定義為：「文化混合現象的增長出現於元素相似或相容時」（the growth of culturally mixed phenomena when the elements are similar or compatible），來描述隨著西方文化傳入非西方國家時，文化中兩個或以上「相容」或「相似」元素開始混合在一起，而產生的融合現象。使用融合主義這個詞不僅用來描述西方文化進入所產生的現象，另一方面也描述了童春發所認為外來政權入侵後帶來族群之間的「對遇」。（童春發 2001:159）國民政府統治底下，社會提供了平等的工作環境、普及化的教育機會，增加了年輕人彼此相融合的跨文化和跨族群的婚姻關係，因此年輕的原住民族普遍存在著多元認同和族群意識，也呈現了部族跨文化互相影響與應用的關係。
1960年代之後，天主教在梵蒂岡第二次會議中決議的本地化策略（inculturation），開始直接的落實在了宣教場域中的禮儀和音樂上。 當西方禮儀音樂遇見了原住民傳統音樂，逐漸形成了融合的本地性風格，而這個現象並不是突然發生的，而是包含了在當時政治、經濟和教育的影響，所以在這裡使用「融合性」一詞，用來描述這種受外來勢力影響的音樂風格，實是歷經了當時多重文化交融影響下後的一段歷程。從歷史觀點來看，融合進程開始於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排灣族群中，從一天主教傳入後使用拉丁禮儀音樂，到了官方推動本地化，中間還經過了因國民政府強力推指動「國語」，而歷經了一段時間的「中文化」禮儀，最後發展出全面排灣化本地性彌撒，創作出具有「本土化」風格（localized）的禮儀音樂，並落實在彌撒禮儀中。從社會性的觀點來看，當時原住民族在現代化的影響下，西方音樂教育的傳入，也導致原住民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貶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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