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踏上維也納歌劇院，準備聆聽威爾第的《馬克白》。原本期待帶走的是一段音樂記憶，最後卻也留下了一千美元遭竊的經驗。 那名女子向我介紹自己，說她還在讀書。中場休息時，她就走了，我當時還惋惜了一下。 如今回想，最讓我難以釋懷的，除了金錢的損失，還有那一刻毫無防備的惋惜。當時，我仍把她看作這趟音樂旅行裡偶然遇見的人，還為她提早離開感到可惜。後來，這個小小的念頭，竟成了整段經歷最刺痛的細節。 音樂之都，以及我們帶去的想像 對一個學習、教授音樂的人而言，維也納早在真正抵達之前，就已經存在於生活之中。它藏在音樂史的章節裡，藏在樂譜上的姓名裡，也藏在多年來反覆聆聽的作品裡。 因此，走進歌劇院，往往不只是安排一項旅遊活動，也像是親自抵達一段熟悉卻遙遠的文化記憶。那些曾經透過書本、錄音與課堂理解的音樂，終於有了可以走進去的空間。 然而，真正坐進包廂，才發現觀演的感受與想像有些距離。我們兩個坐在後排，必須站起來才看得到舞臺；至少在我們所在的包廂，前排才是能坐著看劇的位置。看戲時，我不僅得站著，還要不時點按右側的字幕機，查看翻譯。眼睛在舞臺與字幕之間來回，身體也得配合視線調整，整個人其實相當忙碌。原本以為走進包廂，就能從容享受歌劇，實際上卻得努力跟上眼前的演出。這也讓我感受到，劇場裡的位置不只是票券上的座位編號，它會直接影響我們如何看見、聽見與理解一部作品。 但這份期待，也可能悄悄影響我們觀看城市的方式。當一座城市被稱為「音樂之都」，我們容易將藝術上的聲望，延伸為對整個生活環境的信任。彷彿偉大的音樂、受到珍惜的文化傳統，也會讓街頭的人際相遇更值得安心。 這次遭竊，讓我感受到藝術聲望與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。歌劇院能保存、演出偉大的作品，卻無法替一座城市裡所有人的行為作保。 舞臺上的黑暗，與旅行中的失落 威爾第的《馬克白》取材自莎士比亞，呈現野心、暴力，以及人物一步步走向毀滅的過程。從我的聆聽角度來看，它也讓人思考：當欲望越過界線，人如何面對自己的選擇，以及選擇留下的後果？ 我並不想把一次失竊，直接比附為歌劇中的悲劇。兩者的規模與處境都不相同。但當這部作品與我的遭遇出現在同一段旅行裡，原本屬於舞臺的黑暗，便有了令人不舒服的現實回聲。 在劇場裡，我們能坐在觀眾席，透過音樂理解人物的恐懼與矛盾；輪到自己遭受損失時，卻很難立即退到足夠遠的位置，冷靜分析發生了什麼。 一千美元是實際的金錢損失。它也可能改...
有些歷史留在建築裡，有些留在文字裡，還有一些歷史，是透過歌聲留下來的。 如果今天走進花蓮或臺東某個原住民部落的天主堂，聽見教友用自己的族語唱著聖歌，或許會覺得這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。然而，這些歌曲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於教堂裡。它們經過翻譯、改編、教唱，有些來自部落原本熟悉的旋律，有些則是族人為新的信仰所創作。 這些聲音是怎麼出現的？又為什麼能夠流傳至今？ 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或許得先把時間拉回七十多年前，從一群遠道而來的傳教士說起。 一、從遠方來的人，走進花東的山與海 1950年代初期的臺灣東部，交通遠不如今天便利。 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，是一道狹長的花東縱谷。縱谷兩側分布著許多原住民族聚落，山區有太魯閣族、布農族的生活領域，平原與海岸則有許多阿美族部落。不同族群有自己的語言、歌謠，也有不同的生活與信仰方式。 對初來乍到的外籍神父而言，這是一片陌生的土地。 他們不只要面對交通的不便，還得學習如何與不同部落的人們相處。有時候，才剛學會一個地方的語言，到了另一個部落，又得重新開始。 1949年，已有中國籍神父來到花蓮展開宣教。1950年代初期，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陸續抵達，與後來進入臺東的瑞士白冷外方傳教會，共同參與東部天主教的發展。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工作主要以花蓮為中心，沿著縱谷向南拓展；白冷會則從臺東出發，逐步向北進入海岸與縱谷聚落。 兩個修會從不同方向進入花東，也因此接觸到不同的原住民族群。 但對於傳教士而言，真正的挑戰並不只是找到通往部落的道路。 當他們終於抵達一個地方，面對那些說著陌生語言的族人時，另一個問題才剛剛開始： 要怎麼讓遠從西方而來的信仰，成為族人能夠理解、也願意接受的生活一部分？ 二、沿著縱谷，教堂一座一座建立起來 如果把1950年代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據點標示在地圖上，便能看見一條逐漸向南延伸的路線。 從花蓮市出發，往北是新城、秀林一帶的太魯閣族聚落；往南經過鳳林、光復、瑞穗、玉里與富里，逐漸進入秀姑巒阿美族的生活領域。再從縱谷轉往山區，便是萬榮、卓溪等與太魯閣族、布農族密切相關的地方。 1953年前後，彭光遠神父已在秀林、鳳林等地展開工作；隆道行神父則參與玉里地區的宣教。到了1954至1955年間，光復、萬榮與縱谷其他聚落的教會據點陸續增加，教堂也慢慢成為部落生活中的另一個聚會場所。 在光復鄉的太巴塱部落，這段歷史還可以往前追溯。 1950年前後，王步...